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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峰口述庄子云整理
我祖居抱犊崮东边的白山庄,抗日战争时期那一带是革命根据地,我在小学时就喜欢读小说,虽然识字有限,但也抱着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桃花扇》之类的书去啃,更为书籍扉页和插页上的人物肖像画所迷。渐渐地由神往到动手临摹。在当时这些画大部分是木刻画,刀工显露,再加上我表兄在师范里学过木刻,耳濡目染,激发了兴趣,操刀小试,居然还有些意思。从此我与木刻便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后来,我到天宝山区的鲁南中学(抗日学校)去读书。这所学校共设有两个班级:一个师范班,一个中学班。由于当时物质条件限制,各方面都不那么正规,学习课程也比较杂乱。在这里求学的不都是本地学生,滕、邹、费、峄、徐州的学生都有。我在师范班。在这里求学,我结识了不少的人,比如孙晋奎、贾兴全等。我们的班主任是靳跃南,他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,曾在费县当过农会会长。因为我喜欢绘画和木刻,在班里经常帮助编排墙报,美化版面。十九岁(年)那年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鲁南山区印刷厂去工作。
这个铅印厂原是石印过渡过来的新建厂子,设在天宝山区的苏家崮。全厂职工有多人,厂长的名字叫萧凤仁。印刷厂的设备还是满齐全的:计有油印机3台;元盘铅印机2台;手摇大型对开印刷机1台。铅字架存放在几间屋子里,铅字架上以五号字为最多,当时的印刷品中使用最多的也是五号字,比如人民的“人”字,一组字里就有很多。其它如仿宋字、黑体字等,都是分组排放的,拣字时非常方便。我们除承印《鲁南时报》外,还承印各种书籍、文件之类。战争环境催人勤奋,促人自强。那时还不叫什么“技术练兵”,但人人的拣字技术都很过硬。因为一排排的铅字架都是按《康熙字典》部首排列的字,要求排字工人都得会背《康熙字典》。刚进厂时,听拣字的工人们说,就是黑夜里也能摸到所需要的字,我不信,心想那真神了。先我半年分配到印刷厂里的一位同学告诉我说,他就能达到这种程度。于是我拿了《康熙字典》考他,他果然把部首背得滚瓜烂熟。于是又表演黑夜摸拿铅字,让我随便说几个字,我说你就去取我的名字吧。他把灯吹灭迅速到铅字架上取来我的名字,用线扎好递给我。
我到山区印刷厂三个月后,因为刻字工作太忙,我一个人忙不过来,又从《大众日报》社调来一个男青年,姓李,名字不记得了,官称小李。他在报社是专学刻字的,刻字的历史比我长。我们很投契,一起工作和学习。他不保守,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。他说比如刻“王”字,竖划要是两次来刻,气势不易连贯,应一刀刻去,刀至中横少用力,需轻轻拉过,全字刻完,在横笔断划处,用刀擦几下,既看不到断痕,又能气势浑然一体。那时刻字的材料是梨木,有时也刻铅字。只要碰上铅字盘里没有的字,就得手刻,这也是很正常的事。但是要得急,不能耽误文稿的发排。日本*子投降时,印刷厂赶着印捷报,缺很多字,厂长叫我赶着刻。这一次,我在一天一夜时间里共刻了大小个字,在当时可以说是创了刻字 纪录。
战时的印刷厂虽然时时挪动,由于内部岗位分工明确,纪律严明,所以遇变不惊。在机构设置上,有印刷组、校对组、装订组。校对组共有5人,文化水平略高。装订组约有20—30人。除行 管理人员外其余多在印刷组。只记得马英健、吴椿当时是校对组的组长和付组长,其余三个组员都是解放过来的文书,他们经过教育后工作非常卖力。其中有个姓孟的,爱好唱京剧,工作余暇,马英健操京胡,老孟就唱《八大锤》:“吃君禄、报皇恩……”真是情浓韵足。
紧张的战争生活不仅没有增加恐惧,相反我们却是情绪乐观,一有空隙就跳就唱,那时 的是唱《白毛女》,一唱起来,装男扮女,真是其乐无穷。我们常常在夜间工作,蚊子常常在暗处叮咬,拍打蚊子时,手拍在脸上、蚊子吓跑了,脸上却留下道道墨渍。大家你看我,我看你相视而笑。印刷厂里有男也有女,工余时打着玩,也往对方脸上抹墨渍取乐。有时不小心弄到衣服上,那时多数人都穿白洋布(机织平纹白布)褂子,总务科长见此情景就说:“知道身上的白洋布哪来的吗,是枣庄的铁道大队冒着危险弄来的。”教育我们注意爱惜。
当时我们也有个业余剧团,20多个人。我是文娱委员,只要稳定的时间长些,就组织在驻村开演。演出的节目有《气壮山河》、《双喜临门》、《谁养活谁》、《参 》等。当时只有歌剧、话剧两种。我也参加演出,经常演主角。服装、彩裙多数是从群众家借的。记得演《双喜临门》时没有道具,就用秫秸扎个框,糊上纸、贴上个双喜字就开演了。当时剧团只有一样东西值钱,就是那块大幕布。
由于日本*子经常进山“扫荡”,我们印刷厂只好在抱犊崮山区的山旮旯里不停地转移。每次转移相当麻烦,铅字一盘一盘地要装箱,(木架子就不要了)人到哪里,设备、铅字就带到哪里。敌进我退,敌去我回,有时也走很远。有一次敌人搞突然袭击,设备来不及转移,我们就把设备藏在山涧里,上面放上些草和土来掩盖;纸张不好转移大多藏在老百姓家中。那时 民关系极好,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帮我们掩藏这些东西。有时预先接到情报,时间充裕收拾得就比较利落。人手不够时就觅请伕子运送。铅字沉,行路急,有人把肩膀磨破了,大家就替换着肩扛。当时印刷厂有个负责通讯和保卫的通讯班,由六、七人组成,六、七支步枪,有班长、副班长。领导和搞财务的配备匣子枪,工人配备的是地雷和手榴弹。报社的编辑人员也是一手拿笔,一手拿枪,他们佩带短枪,用以自卫。
记得有一次转移、情况太紧迫,人人都要轻装迅速转移。印刷厂负载重,只好就地把地雷、手榴弹处理掉。
战斗的岁月最能锻炼人,许多干部能写文章能打仗,文武全才。我在紧张的工作,战斗之余,也练习写作,先后写了两篇通讯稿:一篇题目是《鲁南山区印刷厂》,约有字;另一篇是《路岗》,来字。都在《山东文化》上发表了。因为是自己的经历和感受,有些段落现在还能背下来。记得《鲁南山区印刷厂》那篇开头是这样写的:
“你若经过绿柳掩映,溪水淙淙的小山村,多远便能听到印刷的机器声,这就是鲁南山区印刷厂驻地。印刷机咔啦咔达在唱,它唱出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战果;它唱出山区 民的鱼水深情;它唱出青年工人们为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事迹……”
领导上认为我能动笔写文章又有木刻技术,便把我调到《鲁南时报》社编辑部去工作。
《鲁南时报》社是年组建的,开始只有几个人,报社的“印刷厂”就是一台油印机。出一次报也就印那么二、三百份。我去后,听最早办报人吴椿(解放后调往费县,任教育局局长)、马英健回忆说,开始那当儿打游击办报,哪有个固定地点, 的一架油印机就背在身上,人到哪里报社和“印刷厂”就跟到哪里。有一次夜间行 ,他俩躲在草丛里,*子从他们身旁经过,踩得石头咔咔作响,他们屏住呼吸,一动也不敢动,终于化险为夷。事后他们取笑说:当时我俩要是牺牲了,《鲁南时报》也就垮台了。后来《鲁南时报》扩大编制,改善印刷条件,由油印改为石印,俟后又由石印改为铅印。在当时订阅这种报纸的多数是机关、单位、学校。在我调到《鲁南时报》社编辑部时,已使用铅印。当时连编带印,总共有工作人员人左右,直接隶属鲁南 区领导。报社的工作人员大都享受供给制待遇,大约比部队生活水平略高些。报社社长赵洪弼(上海人,解放后调往山东文化局),总编主任是 虹(上海人)。《鲁南时报》为4开纸印刷,共分四个版面: 版是要闻版,主编由 虹兼任;第二版是国际时事版,由三十多岁的临沂老人赵(名字失记)主编;第三版是农村版,由马云汉(临沂人)主编;第四版是文艺版。虽然印刷条件改善了,原先那台油印机还是没有抛弃,因为编辑部增出了一种内部刊物——《鲁南参改消息》,纪律要求很严,不准外传。这刊物是用油印机印刷的,每隔数日出一期。
进报社后,我先是干些抄写工作。不久适逢纪念斯大林诞辰,报上要刊登斯大林的像,社长知道我学过木刻便问我能不能完成刻制斯大林像的任务,我说:能。那时没有各种刃型的木刻刀,如槽刀,排刀之类,我就在货郎担上买来几把生活用的长三角形的修脚刀代替,就这样工作起来。经过一番精雕细琢,斯大林的头像终于完成了。试清样时,社长和主编看画面形象都很满意,称赞我的刀工不凡。报纸刊印后不久,《大众日报》便来信询问我们是几时换了锌板,否则搞不出这样高标准的头像。社长在回信中作了解释。这一炮打响,我便被分配搞木刻,主要是搞报头和新闻插图及补白插图等。我的所有创作和制品直接由总编 虹批阅付印,不受各版编辑的左右。
和我一道还有一位搞木刻的,他叫吕济生,是安徽人。这人很沉默,我们工作起来都不说话,或动笔,或动刀,只能听到刀笔的响声,其它什么声音都听不到,日子一久相互熟悉了秉性,产生了友情,增进了配合。当时我们手头上参考资料很少,几本《人物画法》,《静物画法》也很陈旧,结合现实也就不够用。必要时就得依靠现场采写。有一次我要制一幅捉俘虏的新闻木刻画,一时没有采写对象,老吕就躺在地上当俘虏,我迅速勾画轮廓,然后再加工。再如战士持枪作战的姿势等,老吕也照作模特表演。我们除了给本报搞插图外,有时也给《前进报》兼搞一些新闻插图。刊用后,他们还按标准付稿费。
后来,《鲁南时报》又增设了画报专刊,半月一期,版面80%是木刻画,我们木刻的任务又加重了。别看8开纸的小小画刊,搞起来确实费工夫。最初,我们都没有套色经验,搞不好把鼻子上的颜色套到耳朵上也是常有的事。要搞得一拍即合,天衣无缝,我们还真个动了一番心思。比如画天上的云,我们便找来椿木,让木匠在木段的罗丝纹处截开,取下剖面便可以在纸上印天上的云,比用笔画的还自然逼真,大家夸说这是“异想天开”。
年*子宣布无条件投降,人们沉醉在喜悦之中。报纸适应形势不时刊登革命歌曲。记得有一次我编《大家唱》这个版,根据内容我搞了这样一个刊头:一个隋圆形圆圈,周边是张着小嘴的男女头像,中间嵌入“大家唱”三个字。由于这刊头神态生动传神,线条粗犷、简洁明快,又一次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,各刊物报纸相继复制采用。后来《大众日报》通过照相制板也采用了。事隔多年,这幅作品在我脑海里记忆特别深刻。
年国民 队重点进攻山东,鲁南山区印刷厂被迫分散转移,我们的编辑部便跟随鲁南 区司令部转移。那时从 也就是从 ,纪律十分严明。记得在山区行 时恰恰要经过我们的家门口,怕掉队都没有回家去看望。可惜后来《鲁南时报》社编辑部化整为零、分散转移时,我生了一场大病,卧床不起,从此我与报社编辑部就失去了联系。俟后,改行执教。后来听说由于区划的变动,《鲁南时报》与《鲁中时报》合并,改名为《鲁中南时报》。平津战役结束,济南解放后,《鲁中南时报》停办。山东增加了《农村大众》报,即后来的《大众日报(农村版)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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