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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腊人王大卫是我熟悉的第一个外国友人。之所以能够成为友人，主要因为他的中文说得比我的英文溜，甚至会在不同的情况下脱口而出“哇”“我的妈呀”，毫无交流障碍。另一个原因，就是大卫对中国文化，尤其是江南文化特别感兴趣。作为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希腊人，知道祖冲之不稀奇，知道文徵明和明四家也平常，他还知道陆机和《吴趋行》，就让人拊掌大赞了。
所以我每次有相关小问题或新发现，都会去和大卫聊，有时是想考考他，更多是听他叨叨他所认识的中国精神、江南文化、市井烟火，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
譬如最近苏州再掀“江南文化”热潮。这是苏州“十四五”规划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，要文化再发力，重塑“江南文化”品牌，再现千年古城辉煌。我就指着新闻中的一句话，问大卫：“你觉得，苏州是‘最江南’的吗？”
“等等。”大卫说，“‘江南’用在‘最’这个副词的后面，貌似不是名词，而是个形容词？”还真是！
关于江南的概念，严肃的学术界总是时空有别、仁智互见；普通人只跟着感觉走：江南这个词是有颜色和香气的，是可以用来形容风景的烂漫旖旎、日子的富裕安定、生活的风雅文韵的。
江南最早当然是个方位名词，类似的还有关中、河西、塞北之类，都是充满文化韵味的地理区划。然而，在历史的行程中、在诗人的歌谣里、在来来去去思而求归的步履下，江南的花草越来越明艳，山水越来越温软，市井越来越繁荣，于是“人人都说江南好”，江南从一方土地，成为人们梦寐以求、毕生憧憬的一种美好企望与目标。
江南怎么就从名词成了形容词？而且是一个有特质的形容词，涵盖了财富的繁荣、人文的厚重、审美的清雅，能够形成心理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形容词。
有一个解释颇有意思，因为江南有稻。
其一，据明末宋应星的估计，唐宋以来中国人口的70%是靠稻米养活，江南鱼米之乡，生存问题解决；其二，稻作是精细农业，对农业技术要求高，促进人们尚智的价值取向，培智问题解决；其三，稻米种作，日晒水蒸，较之其他农作物更为艰辛，培育了江南人特别吃苦耐劳的品行，德育问题解决；其四，稻作生产必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，训练了江南人的集体意识、组织能力和协作能力，社会化问题解决。
稻作连年丰收，人口迅速增长，而人口增长造成的土地紧张，不仅倒逼稻作技术的不断精化和创新，富余的劳动力资源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，进而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消费的进步。于是，城市迅速繁荣，人口大量汇聚，必然带来对教育的高度重视，士人的文化创造也获得了足够的沃土。除了系统性的学校教育外，手工业和商业的精进发展，也培养了江南人的制度意识、规则意识、诚信意识、创新意识。
江南是中国文化中最美的意象之一，那么苏州为什么能“最江南”？
人们心目中的江南模样，是春雨杏花的诗画水乡，是稻鱼蚕桑的农副经营，是科举昌盛的簪缨世家，说不尽的才子与佳人，争奇斗艳的工艺与财富，是玫瑰色的浪漫想象和圣洁优雅的文化殿堂。一个一个盘点过来，这些苏州都有。
不去说周边的古镇、中心的古城，也不去说粼皴的塔影、欸乃的橹声，不去说四季的繁花、早晚的烟火，也不去说粉黛的老屋、精巧的园林，单单只是苏州的地名，譬如桃花坞、花驳岸、百花洲，又如桐芳巷、丁香巷、幽兰巷，再如接驾桥、宝带桥、吴门桥，不过写在白纸上的两三个黑字，就有数不尽的江南风情。
而在古老的苏州街巷中生长、生活的人们，他们世世代代吃苦耐劳，一年两季稻作之外，还有其他短时经济作物的穿插，还有种桑养蚕、织绣雕镂、编席制灯等各种副业、手工业的劳作，硬是用两只手，抬起了苏州“赋税甲天下”的经济重任。
再加上江、河、湖、海水上交通优势的加持，于是四方商贾云集而至，奇珍异宝汇聚于此。就如三次衣冠南渡之于江南那样，这些异乡来客持续为苏州带来新鲜的活力，苏州市肆之盛冠于东南。嘉庆二年，朝鲜使者李德懋与苏州秀才笔谈，询问苏杭优劣，对方答曰：“江山胜概，杭胜于苏，闾阎繁华，苏胜于杭。”《扬州画舫录》中“苏州以市肆胜”一句，被时人称为“至论”。
各地商人们又纷纷在苏州建立会馆，助力了城市的建设，会馆鼎盛的清代，苏州连同所属县市镇的各地会馆多达64所，不仅在江南城市中最多，在全国同类城市中也首屈一指。密布的会馆就是天然的“世博园”，集中展示了各地文化和风土人情，苏州在成为多元文化融合中心的同时，完美展示了江南文化之和谐、包容、发展、创新的内核。
当商人们带着商品再向四方流动，苏州经济的繁盛、苏州工艺的精巧、苏州文化的风雅随之传播到全国，苏式生活成为各地热切效仿的风尚。清代著名学者屈大均在游历了陕西之后，曾感慨地说：“陕地繁华，以三原、泾阳为第一，其人多服贾吴中，故奢丽相慕效”，“妇女结束若三吴”。这句话佐证了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判断，他说，明清时期的苏州，就像法国的巴黎、美国的纽约，是代表一国的文化与风气的城市。
明代学者王士性说的那句“苏人以为雅者，则四方随而雅之，俗者，则随而俗之”如今被广泛引用，还有取得广泛共识的一点是，之所以苏式生活能够成为典范，是得益于苏州文人的众多。
商业的发达带来生活的便利，又吸引着渴望精神落定讲究生活品质的官绅士子。在强劲的经济所夯实的基础上，明清时期的吴中，状元进士层出不穷，名士大儒灿若繁星。文人特讲究，要雅致，要个性，要精益求精，苏州的文人还受商品经济的影响，思想观念新潮，不囿于阶层身份的传统桎梏，喜欢亲自操刀，参与戏曲的精研、工匠的制作，使得苏州的园林、昆曲、苏作工艺都具有文人的审美意蕴，然后他们用诗文书画，将自己的审美结果和心得记录下来，就有了文徵明的《拙 园三十一景》、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……
真让人骄傲啊。但是，说来说去，重心都落在了“明清时期”，现在的苏州，还扛得起“最江南”的大旗吗？新新人类，以及不太了解苏州历史的新苏州人，他们也一样认为苏州“最江南”吗？我问大卫。
大卫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苏州当然最江南啊！我读中国古典诗词，江南这个词，不管吴侬软语，还是粉墙黛瓦，还是小桥流水，基本上都是发生在苏州！”
今天，我们强调苏州的“最江南”，绝不是在喋喋于历史的荣耀，而是要表达对文化高峰的致敬。如果，我们懂得回顾是为了总结，继承是为了出发，弘扬是为了壮大，那么，那个在文人赞叹里、方志史乘中，以诗、文、书、画等形式呈现的历史的苏州，也必然是现在的苏州，也将会是未来的苏州。
栏目主编：孔令君
本文作者：余嘉
文字编辑：孔令君
题图来源：视觉中国
图片编辑：徐佳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