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陵山居古今谈（连载4）

（七）

田圭的编竹为篱、烟云绕庐，田舜年的“一榻宜闲性，残书日半窗”，“水落添清响，樵吟送远腔”，较形象地反映了武陵山人长达数千年的“茅屋”棚居史。实际上，巴人后裔离开原始时代“构木为巢”的大树杈后，由家室的“巢居”状态，逐步进入到“搭木履草”的“棚居”状态。正如南宋人饶鲁在其《稠山茅屋》一诗中所言：

乱山堆翠如削玉，

中有幽人结茅屋。

柴扉寂寂掩苍苔，

书院萧萧倚修竹。

茅屋，不仅仅是文人雅士吟风弄月的场地，更是普通山人遮风蔽雨、传宗接代的栖居之所。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（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），“寂寞道傍堪叹处，柴门茅屋数家村”（袁燮《郊外即事》），“倚松茅屋斜开径，近水人家半卖鱼”（王阮《出丰城》），“春借梅花香入梦，雪深茅屋不知寒”（王镃《楮衾》），“八月天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”（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），“见说去年秋潦后，更无茅屋起炊烟”（周弼《题葛稚川移家园》）……这些诗句中的场圃、柴门、倚松、近水、梅香、雪深等，充溢着恬静自然的田园风光与山野情趣；而秋风破茅屋，秋潦断炊烟，则寄托了无数山人面对天灾与人祸的无限悲苦之情。

人们常用“上坡坡碰头，下坡坡擦背”来形容武陵山的陡峭，常用“山下开桃花，山上飘雪花”来形容武陵山的落差。山峦丛聚之间，更有谷壑幽深，溪涧奔泻。因此，山人于此安家落户、结庐人境，除了垒土砌石，最主要的举措就是伐木撑杈履枯草，依山傍水建茅屋。民谣云：“吃的洋芋果，烤的转转火，住的合掌棚，睡的壳叶窝……”，“当头草几重，落脚柱千根，风来风扫地，月出月点灯……”这里所言的“合掌棚”、“壳叶窝”、“草几重”、“柱千根”，显然是指山人离开原始时代的大树杈后，年复一年、代复一代用茅草遮雨、凭竹篱挡风的棚居生涯。

茅草棚屋，因材料的采集比较容易，不用花费太多的钱财，又勉强能够遮风避雨，因此被穷苦的山民大量建造。这里所说的茅草，包括野生的丝茅草、芦苇茎、野竹丛或各种树皮，也包括收割后的稻草、麦草与包谷梗等。所谓“合掌棚”，就是砍来树木两手相合一般搭成“八”字形的支架，然后分脊覆盖茅草，四围编成篱壁。其结构方式以单层为主，亦有少量两层的茅顶土屋。建筑外形有圆形、矩形或者六角形、八角形等。壁体除了编竹为篱外，也有土墙、砖墙、杉树皮与木板壁。较为复杂的棚屋内还附有柱梁框架，屋面则是在木檩与椽子之上覆盖茅草的坡屋顶。

明清时期，武陵土家人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构，早先土司王严禁土民盖瓦，只许盖杉树皮与茅草，叫“只许买马，不准盖瓦”。一直到清雍正十三年“改土归流”后，普通民居才渐渐兴起垒窑烧瓦与盖瓦。因此，武陵山区，即使在大量兴建木雕回廊的吊脚楼之后，茅屋草棚仍是其最主要的外形特色。

茅屋形态的棚居建筑，如同武陵乡野间一面发出古铜色光斑的镜子，在竹树环合、清溪萦绕间，历数土家山民冷暖交替的人居岁月；又像一位饱经风霜、银髯飘飞的老者，清瘦、纯朴、敦厚且孤独落寞地置身在山壑草野的稻浪麦涛间，怡然面对着眼前的花开花落、草死草生。

原始茅屋的寿命一般在十年左右，到了第三年或第四年，草料开始霉烂，逢大雨还会漏雨，所以需要经常性地修补。茅草屋最大的特点是通风透气的性能好，冬暖夏凉；最大的缺点毕竟是天然的草木，不利防火，容易焚毁。

最原始的茅屋纯粹用竹竿和茅草建成，屋顶很低。后来的茅屋逐渐增加了土墙（用茅草和泥土混合构筑）。屋顶的竹竿与竹竿间用麻绳或藤条捆绑，茅草片的固定也采用麻绳和藤条固定起来，使之变得结实耐用。

茅草容易腐烂生虫，容易被风掀走，但聪慧的山民不断改进茅屋的选材和工艺。如采用质地优良的野竹竿或阔叶草将其牢牢编织以增强抗风性能，对茅草进行防腐防虫处理以延长茅屋的寿命。

茅草屋的基础结构很多，如 泥巴墙顶盖茅草、木扇子结构搭建屋顶盖茅草等，这两种结构的茅屋均显得特别原始。

现今，武陵山区一些高端的乡间别墅、度假村、“农家乐”餐饮店，所建茅屋追求的不仅仅是原始古朴，更多的是崇尚返璞归真、点缀造景，因此对茅屋的建造非常讲究，注重将美学、空间应用、环境艺术与灵感融为一体。这类茅屋的结构，一般采用防腐木或轻钢结构的框架，或者干脆用水泥浇灌墙体与屋面，再铺盖上天然茅草或仿真人造茅草加以装饰。

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。

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

上面的诗，是长篇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刘玄德赴隆中三顾茅庐时，诸葛亮一觉醒来所吟之诗。可见，茅庐草堂虽然寒酸简陋，但也衔接着深邃而博大的天地玄 、宇宙洪荒之理。不少古代先贤的奋进求索之梦与人生哲理思考，正是在陋室空堂、衰草枯杨的环境里酝酿而成的。

茅屋草庐情自酣，棚居这类传统的建筑样式，不仅仅是一类物质层面的文化结晶，也涵纳着民族的与全人类的精神内蕴。

（八）

聚落，是指人类因某种关系聚居在一起的所在，即居民点。

一切可称为聚落的居民点，是我们考察包含山居在内的民居环境的基本单元。

聚落，由若干互为依存的建筑体构成，它包括建筑体的竹木、石头、茅草、砖泥等建构材料，这些材料，是聚落最基本的物质要素，此外，也包括与居住有关的道路、绿地、水源、畜圈、炊具、卧具、劳动工具等其他生活生产设施。聚落的规模越大，其物质构成的要素就越复杂。

村寨型聚落，也叫村落、村庄、村寨、寨子等，原本是人类聚落发展的一种低级形式，其成员以农耕为主要就业方式和谋生手段，食宿与劳作相对集中，由成员的居住房屋构成大大小小的建筑群，或依山，或傍水，大体上可分为团聚型的块状聚落和散漫型的点状聚落两类。

纵观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史，早在原始直立人到智人的转变时期，古人就开始由“石穴树杈筑草窠，生儿育女避风寒”渐进为构木为巢、聚村而居。

很显然，原始人从穴居，到巢居，即用自己的劳动建造家园，无疑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步。此后，年复一年，代复一代，“巢”由树上而树下、由分散而集中、由简陋而繁华的不断演变，不断进化，就成了我们地球人所津津乐道的文明历史。

从西安半坡、宝鸡北首岭、邠县下孟村、华县泉护村、陕县庙底沟、洛阳王湾、郑州大河村、淅川下王岗等 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可见，母系氏族村落的历史由来已久，有一个相当长的繁荣发展时期。特别是半坡、姜寨等处遗址，村落布局已经初具规模，居所构筑的遗迹较为完整。

鄂渝湘黔毗邻的武陵山区，虽然可供考古的聚落遗址不多，但通过若干民间传说加上古籍记载，我们隐约窥见原始人于此生息繁衍并形成聚落的悠悠背影。如湖北长阳紧傍清江的香炉石，即发掘出多层次的古人类聚居用具一类遗存，一度被某些考古专家认定为“廪君于是君乎夷城，四姓皆臣之”（《世本·氏姓篇》语）的古夷城。清江上游恩施市郊的巴公山、蛮王寨、女儿寨以及花枝山烧城遗址、大龙潭明城遗址等处，既有“巴大棚王世葬于此，历年虽多，垒垒可辨”（恩施县志·古迹）的记载，又有古人居住洞穴、便道、墙基、柱础等物质遗存，估计也是古代巴人迁徙途中的聚落之所。

如果向前推断到更远的万年前，三峡两岸的“建始人”、“巫山人”以及20万年前的“长阳人”，他们虽然在洞穴里或土层中留下了大量牙骨化石、下颔骨化石（亦有石器、骨器等生活器具），但其居住形态能否算得上聚落，目前还难以定论。

聚落分为乡村聚落和城市聚落，人类先有乡村聚落，后有城市聚落，一般而言，城市是由乡村发展而来。

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聚落称为乡村聚落，其产生，是以人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聚族而居的村落雏形。以自然村落的血缘关系、家族关系、邻里关系为繁衍基因，逐渐产生出能反映各村落群体意识的传统文化。这类文化，是地域民族文化最原始的细胞，它负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，汇聚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智慧，维系着国家社会文明的根系，并寄托着中华各民族儿女沉甸甸的祖宗情结与乡愁。

乡村聚落，是指在乡村范围内经历了一定历史阶段的人口聚居地，它存在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，它的演化不仅受到自然条件（地形、气候、水源）的影响，还受到社会经济条件（生产方式，生产力水平）和文化环境（风俗习惯、文化背景）等因素的影响。生产力水平，制约着乡村聚落的发展规模和空间结构。

（未完待续）